共識網5月4日文章 原題:美國的戰爭衝動、社會約束與武力使用 在17~18世紀美國社會形成的過程中,移民與自然之間、殖民者與北美土著之間、殖民者之間、殖民地與母國之間,經歷了四次零和競爭。殘酷的競爭讓美國民族文化構成中好戰成分日漸積累,好戰衝動成為美國民族性的一個重要特征。美國曾試圖通過制度設計的方式來抑制這種生物性衝動。但是戰爭衝動是如此的深植於民族精神之中,以至於制度約束被漸次突破……
  戰爭寫就的美國史
  “蠻一點,孩子!”將近70年前,費孝通先生曾用美國父母看到小孩打架時的慣常反應,向我們展示了美國人性格的一個側面,並由此提出這樣一個問題:美國如何看待使用武力對付別人。人們看到,在越南,美國不惜誤導輿論繼而發動大規模軍事入侵,對伊拉克更是發動了即使在鷹派看來也是“不必要的戰爭”。實際上,美國曆史上發生了太多次“不必要的戰爭”,以至於人們不禁要問:在外交事務中,美國是不是過於依賴武力?
  根據筆者對1798~2010年間美國對外使用武力的各種情況的考察,在這200多年間,美國只有8.9%的年份中沒有對外使用武力,而在90%以上的年份里都有對外使用武力的記錄。美國使用武力的記錄表明,好戰因素在其民族文化構成中占有很大的份額。不然,美國十年中有九年會對外使用武力的現象是無法解釋的。
  在1900年之前,美國使用武力的行為表現出相當規律的周期波動性。但當時波動的幅度小,峰值間的周期也短。究其根源,其時美國國力有限,好戰情緒得到釋放之後,需要及時的休養生息。而且,這一期間美國較少介入全球政治進程。進入20世紀以後,美國開始了全球介入的旅程。美國使用武力的行為受到多種因素的周期性影響,但總體來看,隨著時間的推移,美國越來越頻繁地使用武力,重大戰爭也發生得越來越密集。隨著戰爭技術的發展,美國越來越強調高科技手段。而這隻會導致大規模的殺戮,並帶動整個國際關係走向相互猜忌的方向。
  那麼,美國好戰的民族性格是如何形成的?讓我們回到美國曆史的起點。
  最初,遙遠的美洲一直吸引著歐洲那些希望“重新開始”的人。除去那些希望通過殖民冒險而大發橫財者,還有不堪忍受宗教壓迫的人甘冒奇險遠渡重洋。正是這一念間的選擇,讓他們的性格中的好戰成分,高出了那些留在歐洲故鄉的同族。這次選擇讓他們發生了第一次變異。而這一次變異,也將改變他們的基因序列,並遺傳到他們後代的身上,並且表現得愈益顯著。到今天,他們的後代已變得彼此陌生。在伊拉克戰爭期間,美歐國家大起爭執,相互視對方為外星人一般。
  當初鼓足勇氣離開故土踏上美洲大陸的那一批人,渡海的經歷使他們比以往更渴望土地,更害怕遠離大陸,而這一經歷也錘煉了他們的精神風貌。既然大洋都不能熄滅他們的求生本能和創世意志,那麼,除非登陸後面對的是比大洋還險惡的對手,否則他們會讓一切阻撓其意志的事物化為齏粉。隨著時間的推移,新來者的群體不斷壯大,對土地的胃口也越來越大,同印第安人的衝突不可避免。
  同印第安人的競爭,促使新來者在上岸後再一次做出抉擇。與開始和土著居民合作乃至通婚的西班牙人相反,英格蘭人和土著人通婚的現象非常罕見。英格蘭人在新大陸繼承了此前殖民愛爾蘭的經驗——“不管愛爾蘭人如何野蠻地對待殖民者,英國人總是報以加倍的野蠻”。於是,在新大陸,白人對待印第安人的殘暴,就以英國殖民者為最。英格蘭人的選擇讓變異再次發生,而這種變異再次遺傳到他們的下一代當中。
  第三次競爭主要發生在英國人、法國人和西班牙人之間。英國人在16世紀末取得了對西班牙的優勢,在失去北美殖民地之前不久贏得了與法國的“七年戰爭”。英國人在這些曠日持久的蛇與蛇的競爭中最終勝出,進化成了吃蛇的蛇。殘酷的殖民競爭讓盎格魯-撒克遜種族最終確立了對這塊土地的主宰,也讓基於戰爭傳統而建立的社會具有高度的好戰本性。
  第四次競爭則發生在盎格魯-撒克遜種族的群體之內。讓盎格魯-撒克遜種族走向同類相殘,進而分離出一支美洲旁系的,正是其好戰本性高漲到階段性的極點所致。連年征戰使英帝國財政負擔不斷加劇,英國政府將目光轉向美洲大陸,希望從殖民地徵斂稅收以彌補虧空。但是,這種做法受到了殖民地的抵制。隨著敵對情緒不斷發酵,刀槍相向最終成為解決問題的惟一齣路。
  在這場戰爭中,英國軍官對殖民地那種“血戰到底的激情”極為震驚。這場激烈的競爭讓盎格魯-撒克遜種族分裂為兩支不同的旁系。競爭的直接結果是,英國不僅沒有解決財政困難,還因為失去美洲的錢袋而加劇了財政困難。與之相反,其美洲殖民地則獲得了他們所追求的自由。作為競爭中的勝者,他們比任何人都理解在競爭中取勝的重要性。像以往一樣,這次自然選擇再一次催生了機體的變異。而且,這次變異的影響比以往任何一次更深遠,一個鼓勵競爭和崇尚強者的現代社會誕生了。
  制度的約束及其弱化
  看著載譽而歸的戰士,睿智的美國政治家們提出,要用制度設計來鉗制戰爭衝動。經過激烈的爭吵,制憲會議對“戰爭權”進行了分割:總統以三軍統帥的身份執掌軍權,國會則掌握了宣戰權,並緊緊地控制撥款權。憲制設計的初衷是從制度上設防,使任何人不能壟斷武力的使用,不能隨意發動戰爭。從創始意圖看,控制錢袋的國會,自然也能控制戰爭撥款,因而也就能有效控制政府的戰爭衝動。
  最初,美國國會確實能夠有效控制國家的戰爭行動。其根本原因在於,總統作為軍事首腦可動用的戰爭資源過於匱乏。一方面,美國建立的常備軍人數偏低;另一方面,財政困難制約了這個新生國家的戰爭能力。要不然,殖民地思想家潘恩也不必費心地向民眾宣傳“拿餉是士兵的權利,後勤是軍隊的生命”。簡而言之,錢袋空癟,國會自然嚴加看守;軍隊弱小,自然不會到處生事。
  但是,隨後的一百年裡,限制戰爭的制度安排逐步受到挑戰。在這一過程中,美國政府及其軍隊,不斷翻新戰爭花樣,借各種名義突破國會限制。1798~1800年,新生的美國與法國“不宣而戰”。由於是“有限對抗”,而且,由於害怕招致全面報複,國會沒有正式向法國宣戰。之後,美國政府發明瞭另一種戰爭模式,即小範圍和小規模地悄然執行軍事行動,這種“秘密方式”在19世紀被廣泛使用。另外,還有一些軍事行動中,美國不屑於宣戰,例如針對印第安部落、海盜群體的行動。其理由是,如果宣戰的話,就會讓美國墮落到他們這個檔次。總之,上述行動都未經國會宣戰,這也揭開了國會戰爭權旁落的序幕。
  不久之後,就出現了更為猛烈的府會鬥爭。1846年的美墨戰爭,波爾克總統先於國會向墨西哥宣戰。半天后,國會才以174∶14的投票結果正式宣戰。波爾克的舉動讓國會大為光火。之後,國會試圖限制總統的戰爭訴求,例如國會曾六次拒絕布坎南總統在一個任期內提出用兵請求。不過,與前任總統布坎南相比,林肯總統可沒那麼溫和。他甚至沒有和國會商議便招募了一支軍隊,用來對抗南方的分裂行為。他對國會的控制非同尋常,說明行政部門能夠廣泛地擴張權力。幾十年後,面對西班牙對手,府會的態度擰了個個兒:克利夫蘭總統告訴好戰的國會,即使國會向西班牙宣戰,他也不會進行軍事調度。國會遂只好等到麥金萊繼任總統後,才有了行使宣戰權的機會,這才有了對美國乃至世界影響至深的美西戰爭。簡而言之,行政部門不斷的挑戰,是國會戰爭權旁落的重要原因。
  國會從來都不是只有一個聲音,議員中不乏好戰分子。愛國主義的旗幟總是能夠輕鬆地團結各派政治力量。更為致命的是國會“自毀長城”,做出過一系列讓總統便宜行事的授權法案,其中最有名的當屬1964年升級越南戰爭的“東京灣決議”。1973年的“戰爭權法案”雖試圖撥亂反正,但經過總統的否決而國會又推翻了總統的否決之後,這個法案變成了一個妥協的產物,存在根本性的制度漏洞,很難對總統構成實質性約束。
  簡而言之,為了限制戰爭衝動,美國建立了相應的制度安排。但是,由於對這一安排的挑戰接踵而至,戰爭權的天平在20世紀初不可逆轉地倒向了行政部門。到二戰結束時,總統以三軍統帥名義進行軍事調度的權力幾乎不受限制,並從此成為一項政治傳統。自美國建國以來,美國的海外軍事行動大小數百次,但經由國會宣戰的只有寥寥幾次。
  另外,1945~2010年間,反對黨控制國會38年,執政黨控制國會28年。統計顯示,反對黨或執政黨占國會多數的年份里,美國海外使用武力的情況高度一致。更意外的是,反對黨占國會多數的年份里,美國對外使用武力的頻率,甚至還略高於執政黨占多數的年份。也就是說,反對黨占據國會多數,也無助於改變美國使用武力的習慣。由此也可以看出,面對戰爭衝動,國會是多麼的蒼白無力。
  不難發現,用來馴服戰爭衝動的各種理性安排,一概不能發揮規訓的功能。相反,美國認定要打的仗,就沒有什麼不可突破的限制。這大概是因為,作為“運用戰爭手段最熟練的社會”,它比任何社會都難以抑制動用戰爭工具的衝動。
  為什麼美國沒有戰爭狂熱
  但是,美國的軍事實力如此強大,且三軍統帥的權力看上去如此不受限制,美國卻並沒有出現過持續的戰爭狂熱。理解這一現象,需要探究其好戰衝動和厭戰情緒的社會心理平衡。正是這種心理上的平衡,決定著社會思潮的發展方向,使戰爭狂熱不受歡迎。
  如果沒有一個軍事上可行的計劃,政治家恐怕不會輕易做出使用武力的決定。基於此,在決定戰爭與和平的問題上,軍方意見會成為政治家重點考慮的對象。軍事部門追求的目標,毋庸置疑就是在必要時打贏戰爭。當然,軍事部門也需要直面各種戰爭風險。這樣,軍事部門對待風險的態度,就能對決定是否使用武力產生重要影響。關於軍事部門對待戰爭及其風險的態度,美國前國防部長溫伯格表達過一種具有代表性的意見。
  溫伯格指出,美國使用武力需要滿足六項條件,即涉及美國核心利益、美國有壓倒性優勢兵力、有明確的作戰思路、軍隊系統有所準備、得到民眾的支持、且使用武力是最後的手段。從中可以發現,軍方領袖慎重對待戰爭,直言“不可輕啟刀鋒”。特別是伊拉克問題長期化之後,軍事部門更加排斥大規模行動。
  當然,軍方領袖和軍隊系統慎重看待戰爭,並不意味著軍隊沒有冒險精神,也並不意味著軍人中沒有冒險之徒。戰爭不失為一種改變命運的機會,能讓一些人飛黃騰達。所以,儘管大多數人幾乎從來都是在戰爭中一無所獲,相反許多人還會因為戰爭失去一切,但是,總有人甘冒萬劫不復之險,而欲攀上這個可能的上升通道。不排除有人希望通過戰爭改變命運,不排除有人希望通過戰爭延續傳統,因此,不排除有人刻意誘發人性深處的戰爭衝動。
  尤其是當有人打著正義的旗幟進行大規模的社會動員時,不僅軍隊的戰鬥情緒,甚至整個社會的好戰衝動都會被調動起來。例如,“天定命運觀”讓美國在近半個世紀中,波浪式地向西擴張領土。在這種“十字軍情結”的感召下,美國人堅信拯救世界是它的道德義務。甚至有人指出,正是因為有系統的“戰爭宣傳”,才使美國人一次又一次地卷入他們本來不情願卷入的戰爭。它使美國不僅變成殺戮的機器,也讓美國人死於無休止的殺戮。
  反過來講,也有人指出,除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美國曆史上進行的所有戰爭都遭到了普遍的反對。他們認為,服從自己的良知,而不是國家統治者的旨意是不言而喻的。另外,還有觀點認為,無論在英國還是美國,軍國主義都不是一種主導觀念,這兩個國家的商業傾向和孤立狀態合在一起,使其免受這種思想的支配。正如美國一位戰略分析家所指出,美國公眾既不是完全反對使用武力和付出傷亡代價,也不是盲目追隨美國的領導。如果理由充分,如果領導人公開說明情況,如果所要採取的行動看起來可能成功,美國公眾會伸出支持之手。那種認為美國人民貪生怕死的觀點,不如說僅僅是一些人頭腦中的影像而已。公眾比一般所想的更支持使用武力,儘管這種支持是有限度的。
  綜上所述,美國軍隊和公眾對待戰爭的態度都具有二元性特征。軍隊作為戰鬥使命的承擔者,是好戰衝動最容易發酵的載體,也是厭戰情緒最容易擴散的平臺。公眾作為戰爭的經濟社會成本的最終承受者,恰恰最容易受到戰爭宣傳的蠱惑,讓一代人厭惡過戰爭之後,又讓下一代人走向戰爭。但另一方面,每一代人經歷過戰爭之後,都會對它心生厭惡。美國社會的土壤,儘管無法抑制戰爭衝動發芽,卻沒有讓它演變成戰爭狂熱。
  那些成功的做法還會延續下去
  要深入理解美國的每一個戰爭決定,就要瞭解美國做出戰爭決定的過程。從制度設計的初衷看,戰爭與和平的決策本該由府會聯合做出,但是,美國的政治實踐表明,行政部門為了繞開國會的限制,創造性地發明瞭各種變通的策略,使美國可以輕易地做出戰爭決定。當然,美國也因此也會陷入戰爭泥潭,例如越南戰爭讓幾代人患上了“越南綜合徵”。直到海灣戰爭取得勝利後,他們才重拾丟失在越南的信心。
  美國在戰爭中不斷成長的經歷,讓它過分迷信自身軍事實力。於是,在這個手執重鎚的國家眼中,外部存在的問題很容易被建構成一個個“釘子”。而它一旦決定了要拔去釘子,就會開足馬力向前沖,寄希望於集中優勢兵力,速戰速決。反過來講,只要能看到這種速勝的前景,戰爭決定也就不難做出。
  歸結起來,美利堅民族在其形成過程中經歷了殘酷的競爭,在競爭中不斷勝出又會強化其競爭優勢。競爭優勢的強化又讓它更傾向於利用已有的競爭優勢去贏得下一場競爭。這就是為什麼美國越來越頻繁使用武力的關鍵所在。而且,由於競爭觀念已經深植於美國社會的每一個方面,因此,在可預見的未來,那些過去讓它成功的做法還會延續下去。(作者是  (原標題:王瑋:為什麼美國人如此好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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